在華為(Huawei)深圳總部的一間密室里,有一個玻璃櫥柜,里面放了10本藍色的冊子。這些冊子有助于回答一個困擾美國政府的問題:誰是這家中國大型電信設備企業(yè)的真正所有者。
這些厚達數公分的冊子里記錄著約80000名員工的姓名、身份證號碼以及其他個人信息。華為表示,根據一項“員工股票期權計劃”,冊中的員工持有公司約99%的股份。
在參觀華為深圳總部的過程中,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記者在華為董事會首席秘書江西生的允許下,翻閱了這些簿冊,以了解這些作為華為所有者的員工,以及華為創(chuàng)始人任正非的持股情況。華為員工是通過“工會”持股的。
記者在翻閱數千頁的記錄時發(fā)現,絕大多數員工的持股量為數萬股,而極少一部分人的持股量達到了數百萬股。
在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記者指出了一條265萬股的持股記錄后,江西生從相鄰的一個房間調來了一份文件。那個房間專門存放股份授予合同,從合同中可以了解華為的股權授予方式。
向外國記者首次展示持股簿冊,是華為所做努力的一部分,目的是反駁有關華為在股權問題上一直不夠透明的批評。
華為是由退役軍官任正非于1987年創(chuàng)立的。該公司現已成為了全球規(guī)模最大的電信企業(yè)之一。但受外界對其股權結構的懷疑影響,華為在美國市場面臨著嚴重障礙。
2012年,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(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)建議政府阻止任何有華為參與的并購交易,原因是“無法確信華為不受外國政府影響”。
華為此前已經多次反駁稱,有關該公司可能與中國政府存在關聯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,美國政府也從未公布過任何可以支撐其擔憂的堅實證據。
但為了回擊此類暗示,華為現已開始逐漸揭開其所有權結構的面紗。
電信業(yè)咨詢機構北京博達克咨詢公司(BDA China)的董事長鄧肯?克拉克(Duncan Clark)表示,向外界展示持股簿冊是一個積極的舉動,但尚不足以讓批評者滿意。
克拉克稱:“就像一個小孩做了很大努力但沒有看見成果。他們會感到不公平,而不公平的因素可能確實存在。”他補充稱,華為回應批評者的最佳辦法應是公開上市。“陽光是最好的除菌劑,但他們中途又重新拉上了窗簾。”
三年前,華為首次公布了董事會成員。去年,任正非之女、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(Cathy Meng)表示,除了任正非持有1.4%股份這一事實以外,該公司將在某個時點提供有關其所有權結構的更多信息。
她表示,這些信息將包括公司董事的持股細節(jié),但華為并未給信息公開設定一個時間。
華為表示,在其150000名員工中,已有80000人加入了持股計劃,該計劃當前對于公司股票的定價為每股5.42元人民幣。去年每股分得的紅利為1.41元人民幣,相當于以當前的價格買入將獲得26%的收益率。
華為拒絕透露通過員工持股計劃發(fā)行的股份現有多少股。
自該計劃于1997年引入以來,華為股票價格的上漲幅度已經超過了五倍——同期深圳股票市場的漲幅為250%——這與華為發(fā)展壯大的過程一致,最初華為不過是一家在深圳的兩間小公寓里創(chuàng)立起來的小公司。
江西生表示:“當時任正非常常談到未來有多美好,但我們都認為他想得太遠,F在這些夢想都已經實現了。這段時期是華為的黃金時代。”江西生作為一名電信工程師于1989年加入華為,是華為最初30名員工中的一員。
華為一直面臨的一個問題是,如何使批評者相信,員工持股計劃不僅僅是為了分享利潤,還讓員工對公司擁有了一定掌控權。
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表示,“很多分析師都認為,掌控華為的實際上并不是其普通股東,而是管理層中的一部分精英分子。”
華為承認,任正非對于公司重大決策仍保有一票否決權。但該公司表示,工會的成員每五年會投票選出51位代表,然后這些代表選出該公司不久前剛擴容到17人的董事會。
代表候選人名單由即將離任的上一屆代表選出,但其他員工也可以在投票表決時寫上名單之外的名字。華為在全球約有400個投票站,員工在站內填好選票。
華為堅持稱,其所有權模式既能給員工提供激勵,也能使員工對公司有一定掌控權。一些批評者聲稱,華為并不是真正的員工持股制公司,因為外國員工不能參加持股計劃。華為回應稱,按照中國國內的法律規(guī)定,參與者必須既是華為員工,又是中國公民。
為了強調上述觀點,華為透露,五名初始投資者中的兩名——陳金陽(音譯)和沈定興——曾和任正非一起籌集了華為的初始注冊資金,但在后期因為不能參加持股計劃而對華為提起了訴訟,因為他們從未成為華為的員工。
華為與兩人達成了和解。在被問到兩人投資獲得的收益率水平時,江西生微笑著說,70%至300%。
譯者/馬拉